纽约客：如何在人工智能革命中生存下来？
卢德派在历史上曾为保护生计而斗争，但最终失败了。在人工智能的浪潮扑面而来时，我们能否做得更好？
作者：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
卢德派暴乱场景中的黑色圆圈，插图：杰克·史密斯（Jack Smyth）；照片来源：Getty
“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理解人工智能将走向何方，更要在失去控制前，主动引导它的发展方向。”
1812 年 4 月 12 日凌晨，一群男子悄悄来到西约克郡斯彭河畔的劳福兹磨坊前。这是一栋四层的石头建筑，坐落于布朗特姐妹笔下的荒原之地：陡峭的峡谷、阴郁的沼泽，以及隐藏其中的小镇。这群男子手持火枪、木棍、斧头和铁锤，打算冲进工厂，砸毁机器。磨坊主人威廉·卡特赖特早有防备。
过去一年，英格兰中北部纺织工厂遭遇连环袭击。骚乱始于诺丁汉郡，织袜工人冲击雇主的工厂，破坏先进的织袜机，因为这些新机器压低工资，让工人陷入贫困。袭击随后蔓延到纺织重镇兰开夏郡，又扩散至约克郡——当地磨坊主开始用机器取代手工完成羊毛“修整”的工序，令纺织工人深感威胁。
几个世纪以来，“剪绒工”都是纺织行业的高级技工，他们用天然植物提起羊毛织物上的绒毛，再用手工剪刀精细修整，技术代代相传。但工业革命带来了“轧绒机”和“剪毛机”，只需一人转动手柄，就能取代整整一队熟练工人——就像手摇风琴奏出的哀歌，宣告一种古老技艺的灭亡。
袭击劳福兹磨坊当晚，卡特赖特和一些员工，以及坎伯兰民兵，彻夜守在磨坊内。当工人冲入磨坊时，民兵开火抵抗，守卫者从屋顶投掷石块。面对意外而激烈的还击，人群迅速溃散，留下两名重伤的年轻人，他们在 48 小时内相继去世。当地验尸官却裁定守卫者的行为是“正当杀人”。
1813 年 1 月，14 名剪绒工在约克城堡受审，他们被控参与骚乱并破坏机器。当时英国议会颁布了《毁机法案》，机器破坏者可被判处死刑。审判结果：14 人被判死刑并于 1 月 16 日被公开绞刑。一名目击者后来回忆：“我认为，他们至死也未真正意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
“卢德派”（Luddite）一词的来源众说纷纭。一种说法称，源于 1779 年曾砸毁纺织机的工人内德·卢德（Ned Ludd）；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这个词来自传说中 9 世纪战死的盎格鲁 - 撒克逊国王卢德卡（Ludeca）。无论如何，机器破坏者们都宣称自己追随“卢德将军”。劳福兹磨坊袭击事件数周后，另一位工厂主霍斯福尔（William Horsfall）被枪杀，凶手在事后的声明中自称行动“遵照卢德将军的命令”，是为了替死去的年轻人报仇。
当时正处于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英国政府，将卢德派视为革命叛乱分子，实施残酷镇压。但政府的反应源自对事件本质的误解：卢德派并非无脑的反科技分子，而是明确知道自己的生计正遭受工业资本主义威胁。他们没有政治代表权（直到 1867 年，英国绝大多数工人都没有选举权），暴力抗议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一名约克郡剪绒工写道：“焚烧工厂或破坏他人财产并不光荣，但饥饿逼迫我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典当了所有衣物和财产，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搏。”
如今，全球对人工智能的忧虑加剧，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卢德派。英国播客《卢德电台一小时》（The Ned Ludd Radio Hour）自称：“为你每周奉上科技怀疑主义、犬儒主义与荒诞主义。”另一个播客《机器杀戮》（This Machine Kills）也探讨类似议题。节目主持人之一的社会理论家贾森·萨多夫斯基（Jathan Sadowski）在新书《机械师与卢德派》中指出，对人工智能及数字技术的盲目崇拜掩盖了这些技术压制劳动力、巩固资本利润的真实作用。他向《卫报》表示：“卢德派希望技术和未来属于所有人，而非少数人。”
科技记者布莱恩·默钱特（Brian Merchant）在新书《机器中的鲜血：反抗大科技的起源》（Blood in the Machine: The Origins of the Rebellion Against Big Tech, 2023）中也提出相似观点。他将 19 世纪卢德派运动与如今亚马逊、Uber 等科技巨头带来的自动化浪潮相联系，认为自动化本质上是一场持续数百年的权力斗争：“普通劳动者正面临企业家、科技垄断巨头和风投资本的威胁，这些势力不断寻找用 AI、机器人或自动化软件替代劳动力的途径，再次逼迫工人直面失业的风险。”
多份报告指出，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将远超此前预期，甚至连曾被认为最安全的白领工作也面临巨大风险。麦肯锡 2024 年更新的研究显示，以生成式 AI 为代表的技术“或将使现有员工 70% 的工作任务实现自动化”。高盛公司早前则预测，全球有 3 亿个全职岗位将受到生成式 AI 的威胁。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AI 尤其擅长计算机编程类工作，仅过去两年，美国已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编程岗位消失。
人类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生存威胁，我们该如何抉择？卢德派的故事警示我们，必须在机器彻底取代人类劳动之前，及早采取行动，主动塑造 AI 的发展路径，避免重蹈覆辙。
曾经，经济学家对人工智能普遍持乐观看法
历史上，经济学家一直认为重大的技术突破——比如蒸汽机和电气化——能够提高生产力，长期而言会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他们 2014 年出版的《第二次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一书中指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可能会发挥类似蒸汽机的作用：“数字技术变革社会与经济的关键基础设施已经准备就绪。”
当时，生成式 AI 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在 2023 年 5 月的一篇文章中，也就是 OpenAI 向公众发布 ChatGPT 半年后，布林约尔松与他的同事马丁·贝利（Martin Baily）、安东·科里内克（Anton Korinek）描述了一次使用 ChatGPT 进行研究的经历：输入几个简单的英文提示后，“系统能够提供合适的经济模型，起草运行模型的代码，甚至生成研究的论文标题。一上午的功夫，研究的进展就相当于过去一整周的工作。”
提高经济学家的工作效率或许并不会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但作者指出，这种技术在多个领域——包括机械工程、材料科学、化学和机器人学——都能带来显著收益。他们认为：“如果脑力工作者的效率提升了，就能加速技术进步，从而永久地提高生产力增速。”他们在文章中还附上了一张图表，显示了在最乐观的情景下，AI 可能会在 20 年内使劳动生产率和 GDP 翻倍。
当然，这些经济学家也承认：“蛋糕做大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均匀受益，甚至有人可能根本受不到好处。”他们还引用了一些研究，说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自动化风险。但借鉴过去技术革命的经验，他们提出：最终失业工人会找到新的工作，“就业机会的消失总是伴随着新的岗位诞生”。
但近来，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更悲观的看法。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 2023 年 12 月接受《麻省理工新闻》（MIT News）采访时警告说，人工智能“过度用于自动化，却没能充分地用于为工人提供专业知识和信息。”在他后续的一篇文章中，他承认人工智能确实有提高决策质量和生产力的潜力，但同时也指出，如果 AI“不断消灭工作岗位、过度集中信息、阻碍人类的探索和经验学习，让少数公司掌控我们的生活，并制造出一个贫富悬殊、阶级分化严重的双层社会”，将造成极大危害。他甚至认为，在这种情景下，AI 可能“摧毁民主，甚至彻底终结我们所认识的人类文明”。他坦言：“我担心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卢德派运动揭示了技术变革的核心真相
工业革命初期的卢德派早就意识到：工厂制度的兴起严重威胁着他们手工业经济与生计。这种变化最明显地体现在棉纺织业上，位于曼彻斯特安科茨区的默里纺织厂（Murrays’Mills）堪称典型：工厂拥有 8 层楼高的大楼、先进的蒸汽机，雇佣了 1200 多名工人。人们纷纷前来参观这座象征新时代经济的建筑群。
棉纺织业分为纺纱和织布两个阶段。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和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等发明家通过各种机械装置实现了纺纱的自动化，但最初织布环节仍过于复杂，无法机械化。这种技术上的不平衡反而提升了对手工织布工的需求，从 1780 年到 1812 年，英国织布工的数量从 3.7 万人激增到 20.8 万人左右。这些工人多数在家工作，直到 1800 年左右，他们的收入还在持续上涨。
但这种“好景”是短暂的。1785 年，埃德蒙·卡特赖特（Edmund Cartwright）发明了动力织布机，虽然最初的使用并不方便，但到 19 世纪初，兰开夏郡的一些纺织厂主开始大规模使用蒸汽动力织机。这种技术进步，加上拿破仑战争期间全球纺织需求的萎缩，使织布工的生计遭受重创。从 1804 年到 1810 年间，他们的收入暴跌了 40% 以上。
起初，织布工们和平表达了诉求，尽管当时法律禁止成立工会。他们曾联名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有 13 万个签名的请愿书，要求设定最低工资标准，但在 1808 年被议会断然拒绝。随后，在兰开夏郡各地爆发了罢工和骚乱。当政府开始大规模逮捕抗议者时，工人们成立了秘密委员会并发誓抗争。1812 年 3 月，暴力行动升级，工人们烧毁了斯托克波特一家引进动力织机的工厂。4 月，工人们袭击了米德尔顿的一家纺织厂，造成 3 人死亡，多人受伤。抗议者第二天返回时，因无法进入工厂，就放火烧毁了厂主的住宅。随后的军事冲突又导致至少 7 人死亡。
卢德派的抗议与更广泛的经济萧条及食品价格上涨的社会不满结合在一起。1812 年春夏，英格兰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食品骚乱。一些纺织厂主甚至收到了署名“正义将军”（General Justice）的威胁信，警告他们：“我们不想伤害你，但我们决心摧毁整理机器和蒸汽织机。”
面对英国统治阶层的团结与严厉镇压，卢德派运动逐渐式微。到 1815 年，捣毁机器的行为已很少见，但工匠们的生活依旧艰难。手工织布工的收入在短暂回升后彻底崩溃，到 1830 年，相比 1800 年的水平已经下降了约 80%。1820 到 1845 年间，织布工人数从 24 万锐减到 6 万，很多人陷入贫困。
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卢德派运动意义重大，它首次提出了被称为“社会问题”的核心命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创造价值却无法摆脱市场波动和资本利益驱动的压迫，这样的经济体系如何保持正当性？这一根本问题主导了 19 世纪各个工业国家的政治。正如历史学家 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在六十年前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述，卢德派并非单纯反对新机器，他们真正反抗的是“资本主义者任意破坏传统行业惯例——不论是通过新机器、工厂制度，还是无限竞争压低工资、削弱竞争对手和破坏工匠技能标准的自由”。
卢德派与人工智能：历史的教训与未来的挑战
卢德派曾经奋起反抗一个背弃了公平、品质和互惠原则的社会体系。在封建制与重商主义时期，英国社会等级森严：贵族高居顶端，商人和专业人士（如医生、牧师和律师）位居中层，而绝大多数人则处于底层。然而，这种严格的等级体系也伴随着一些保护劳工的规则和惯例：例如，只有经过学徒训练的人才能从事技术性工作；在经济困难时，当地政府还会为失业者家庭提供食物、金钱和衣物等救济。
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则带来了自由市场的理念，强调雇主的权利，反对政府对工资和就业的干涉。当时历史学家汤普森曾这样描述卢德派的想法：“他们认为自由放任不是自由，而是一种‘邪恶的压迫’”。他们拒绝承认“一人或少数几人能够从事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
即使是乐观的技术支持者，也承认人工智能（A.I.）带来了与卢德派时代类似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在 2022 年一篇发表于《代达罗斯》（Daedalus）杂志的文章中指出，当前的关键挑战是让人工智能增强人类的能力，而不是取代人类的工作。他写道：“当 A.I.增强了人类的能力，让我们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情时，人类与机器就成为了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关系意味着，人类在价值创造中依然不可或缺，并且在人力市场和政治决策中保有谈判的筹码。”
这是个积极的前景。但布林约尔松也警告，当 A.I.彻底自动化取代人类工作时，“机器将更有效地替代人类劳动力”，导致工人在经济与政治上的话语权迅速流失，越来越依赖于掌控技术的少数人。在这种情形下，掌握 A.I.技术的科技巨头将积累庞大的财富和权力，而普通劳动者则缺乏改善处境的途径。他称这种悲观前景为“图灵陷阱”（Turing Trap），以计算机科学先驱阿兰·图灵命名。
那么，我们该如何提高 A.I.为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而非被技术所控制？布林约尔松在他的文章中提出，应该通过改革税收制度，激励企业投资于增强人类劳动力的技术，而非取代人类的自动化技术。他指出，目前雇佣人类的成本（例如工资税）较高，而资本收入税率通常低于劳动力收入税率，导致企业更愿意投资机器。修正这种税收上的失衡，有可能推动企业朝着更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发展。
但仅仅调整税收制度是否足够推动 A.I.走向积极的方向？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认为需要更加全面的策略。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大卫·奥特（David Autor）也有类似看法。奥特曾是研究“中国冲击”（即大量廉价中国商品涌入美国市场导致制造业岗位流失）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近期，他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社会经济影响。
在我与奥特交流时，他指出，中国进口商品冲击虽然破坏性很强，但范围有限：如纺织、家具等特定产业遭受巨大冲击，但服务业大体未受影响。然而人工智能不同，它可能渗透到几乎所有行业。他说：“我认为这里面有很大的机会，但也存在极大的风险。”
奥特认为，人工智能的机遇在于能够推动科研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然而，他也认同布林约尔松和阿西莫格鲁所担忧的最大风险：人工智能不仅会接管简单的、重复性的任务，还可能夺走高技能岗位，侵蚀人类专业技能的价值，使人类只能从事机器无法胜任的零碎任务。这可能导致未来经济格局的极度不平衡——掌握 A.I.技术的人将攫取绝大部分收益，而绝大多数人只能分到剩余的碎屑。
不过，奥特并不完全悲观。他表示：“接下来的一段长时间里，会有很多人工智能系统作为高度复杂的工具，协助我们开展现有的工作。我们需要为这种世界做好规划和设计。”
因此，真正的挑战并非仅仅了解人工智能未来的方向，而是要在选择的余地还存在时主动塑造它的发展轨迹。奥特举了一个积极案例，即医疗行业。医疗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就业领域。他认为，如果护士在高质量的人工智能系统协助下，能够承担更多诊断和治疗任务，就能缓解美国医生短缺问题，降低医疗成本。类似的机会同样存在于教育、法律等行业。他解释道：“当前经济的一大问题是最有价值的工作通常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垄断，但他们的生产效率并没有显著提高。这导致教育、医疗、法律和设计服务价格居高不下。对于我们这些从事这些专业服务的人来说，这并不坏——我们虽然支付了高价格，但也享受了高收入。然而，很多人只能消费这些服务，并没有相应的高收入，他们明显处于劣势。”
因此，A.I.带来的挑战在于，我们如何积极地塑造它的应用，让它真正为整个社会谋福，而非为少数人服务。这一点，也许正是卢德派运动留给我们的历史警示。
如果 AI 被设计成辅助人类，而非取代人类，将会怎样？
如果人工智能（AI）能够被设计为增强人类的能力，而非取代人类，它将可能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增长，并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 著名经济学家大卫·奥托（David Autor）认为，这种方式能够创造更多中等技能岗位，给普通人带来更多机会。
但奥托目前最担心的是，AI 的发展并没有朝着这样的方向前进。 许多开发者没有着眼于让 AI 帮助真实环境中的人类工作（比如急诊医疗中心），反而只是专注于提高 AI 在有限数据集中的表现。 “机器在数据集上表现出色，并不能说明它在真实世界中能否发挥作用，”奥托说道。“数据集不会走进诊所告诉医生自己不舒服。”
奥托引用了 2023 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当一些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借助 AI 工具诊断疾病时，准确性反而下降了。这是因为医生们过于相信 AI 的建议，即便这些建议可能并不完全正确。“工具本身是优秀的，但医生们用它后表现反而变差了。”奥托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政府必须介入，让 AI 系统在真实条件下进行严格测试，并仔细评估其社会影响。更大的目标则是帮助那些没有高级学历的普通工人，承担起更高价值的决策工作。“但这种理念必须一直贯彻到最基础的问题：我们如何评估 AI 的成功？这件事可行，但绝不简单。”
政府能做些什么？
美国联邦政府其实手中握着一个强大的工具：购买力。例如仅在医疗领域，联邦资金（医保、医疗补助、国家卫生研究院等）占了总支出的 40%。教育领域也是类似的情况，联邦政府的资金发挥着重大影响力，特朗普政府的举措便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奥托的理想情景中，政府可以将研究资金、AI 采购与更严格的产品开发、真实环境测试挂钩。然而，这一策略也面临重大挑战：大部分行业的 AI 开发完全由私人资金驱动，利润成为最主要的动机，政府干预通常被视为“多管闲事”。
奥托承认这个挑战。他指出，互联网之所以发展迅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主导，它支持了开放的协议标准。相比之下，“我们在 AI 领域的控制手段比以往少得多。”尽管如此，他仍谨慎乐观：“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施加影响的空间，这并不是完全失控的状态。”
历史的教训：卢德派事件
1812 年 2 月 27 日，24 岁的诗人乔治·戈登·拜伦（Lord Byron）首次在英国上议院发表演讲。当时诺丁汉郡的纺织工人因为新型机器抢走了工作而怒砸机械。拜伦谴责这些暴力行动，但同时指出工人们是在“前所未有的绝望环境”中被逼上梁山。他甚至嘲讽当时议会讨论的惩罚措施：“你们难道要在每个田野里竖起绞架，把人像稻草人一样吊死吗？”
议会并未听取拜伦的警告，反而以镇压回应。直到几十年后，英国政治体系才终于意识到工业革命带来的深层破坏，并逐步出台了工厂法案、儿童劳动法案、公共教育法案，以及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逐渐缓解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冲击。
新时代的 AI 革命：反应时间更短，冲击更剧烈
AI 技术的发展远比当年工业革命中的纺织机械化速度更快。仅自动驾驶系统的推广就威胁着美国 350 万名卡车司机和约 200 万名出租车司机、私人司机以及网约车司机的饭碗。
研究机构 Epoch AI 最近指出，这种全面自动化带来的失业浪潮，很可能会在 AI 真正带来经济高速增长或延长人类寿命之前，引发严重的社会反弹。我们是否会看到类似卢德派的抗议活动再次发生，只不过目标变成了服务器机房而非纺织机器呢？
2023 年 10 月，拜登总统颁布了一项 AI 行政令，提出了广泛目标（安全、负责任的创新、工作培训），但并未提出明确的政策措施。而如今 AI 监管则掌握在特朗普总统手中。他声称自己既是工人的捍卫者，又是自动化专家：“我研究自动化，了解关于它的一切。”特朗普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也明确表示政府首要任务是就业保障和工资增长，而非一味追求物美价廉。
冲突的两种愿景：经济民族主义 vs. 科技自由主义
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梦”是以工作尊严、稳定就业和拥有住房为基础的经济民族主义；而另一方面，特朗普的重要盟友埃隆·马斯克则认为 AI 将彻底淘汰大部分工作，社会最终需要推行全民基本收入（UBI）以补偿失业人员。马斯克旗下的 xAI 公司正在开发名为 Grok 的 AI 模型，并推动联邦机构采用“AI 优先”战略。
但如果真如马斯克所言，AI 使工作变得多余，那么以就业为核心的特朗普经济模式将无法成立。全民基本收入的资金将来自何处？很可能只能来自于掌控 AI 技术、拥有巨大财富的资本家（如马斯克）身上。这意味着，要保持 AI 资本主义的政治合法性，很可能需要对资本进行高额征税，将 AI 产生的利润部分社会化。
这或许也是 AI 先驱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最近接受采访时的意思。当被问及如何让 AI 造福所有人时，他只回答了一个词：“社会主义。”
应对 AI 挑战：希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19 世纪末，社会主义的兴起促使德国总理俾斯麦开创了全球首个社会保障体系，如今面对 AI 带来的巨大挑战，美国是否也能形成类似的政治联盟，提前应对或缓解 AI 的冲击呢？目前来看，前景并不乐观：美国社会分裂严重，特朗普政府正在削减联邦监管部门，经验证据为基础的决策过程也在受到侵蚀。
奥托感叹：“我们在 70 年代可能比现在更擅长应对这些挑战，而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实。讽刺的是，我现在对我们管理 AI 的能力信心甚至还不如我们处于低科技社会的时候。”
他不无忧虑地总结道：“AI 出现的时机，或许并不理想。”